审思“儒学热”：儒学应超越“儒化”的羁绊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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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儒学热”的兴起，一些人士发出了“重返儒家”的呼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新时代，儒学应着眼于新的历史使命，遵循切实可行的复兴路径，超越“儒化”的羁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原文 ：《儒学应超越“儒化”的羁绊》

作者 |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庞虎

图片 | 网络

近年来，受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儒学复兴日益高涨。因为它发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无疑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在激发民族自信、抵制 “西化”图谋、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但是，任何思潮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治立场又总是错综复杂的，伴随着“儒学热”的兴起，一些人士发出了“重返儒家”的呼吁，力图重塑儒家的“王官学”权威来“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一倾向已超出思想文化的范畴，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新时代，儒学应着眼于新的历史使命，遵循切实可行的复兴路径，超越“儒化”的羁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儒学复兴的首要前提：自身的现代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儒学作为封建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许多思想和立场已不合时宜，如果仍旧固守教条，必然加剧自身的衰微。儒学要在当今中国实现复兴，首要前提就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步伐。

首先是内容的现代化。传统的儒家典籍、概念和命题中虽然包含着丰富的民族资源，但不能直接取用，因为以往的解读离不开特定社会关系的制约，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必须剔除某些特定时域的因素，提取出其中带有民族普遍性的资源，并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实际予以转换和创新，才能科学把握和发挥儒学的济世意义。

其次是价值的现代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决定一个思潮或理论性质导向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王官学”的地位造就了儒学服务于权势、服务于封建统治的职能特色。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儒学必须着眼新的时代主题，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的治国理政服务的发展导向，才能激发出应有价值。

儒学复兴的应有品质：兼容并蓄

国学大师冯友兰指出：“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主要在于它具有兼容并蓄、交融互鉴的鲜明特质。

从历史来看，儒学正是在和其他思想学说的交流激荡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滋养；两汉时期，儒学又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部分思想，形成了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王官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也是在吸收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当前儒学的复兴也不应固守己说、孤芳自赏。首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意识，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其立场、观点、方法经过长期实践的磨砺，正日益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并以丰富的现实成效不断证明着自身的优越性。相反，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已失去了昔日的蓬勃生机，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激发，才能提升自身的时代特色。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儒学的对立面、认为二者非此即彼势如水火的观点绝不是儒学的正确立场。

其次，需要与世界文化互动交流。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因交流而精彩。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的精髓是实现自身强大的重要路径。当前，儒学的复兴应立足本国的实际，树立全球的视野，在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交融共进中成就自身的繁荣发展。

重在“神”的发扬

非热衷于“形”的复制

近年来，国内一些新儒家人士将儒学复兴解读为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系统、社会系统的全方位复兴，力图全面恢复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礼乐秩序和社会结构。事实上，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就已逐渐瓦解，科举制、君主专制、宗法体系宣告终结，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所要致力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已不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能比拟，更不可能凭借一个传统社会的移植甚至“儒化”的喧嚣能够一蹴而就。

儒学的复兴不应是实体或者载体上的复兴，而是侧重思想精神层面的传承。在精神层面上复兴儒学主要应该发掘传统儒学体系中具有永恒性、代表性的智慧精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出了详细名录，包括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等15种思想，形成了对儒家优良传统的完整提炼。这些传统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之中，迄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儒学的复兴主要应是这些“神”的发扬，而不是热衷于“形”的复制。

为当今社会的精神塑造提供有益支持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士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儒学在政治体制层面的终结并不代表它作为思想文化功能的结束。儒学只要立足当代国情，摆正自身定位，就能够在新时代中国找到用武之地。概括起来，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思想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当前，儒学的发展应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体系之中，在发掘民族底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话语等方面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二是助力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儒家历来重视秩序的建构，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路，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联结起来，是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践行规范，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塑造仍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三是助力于精神家园的重塑。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已快速改善，但精神发展相对滞后，金钱崇拜、诚信缺失等现象仍大量存在。而儒家传统大力倡导德行品格，弘扬礼义廉耻、仁孝诚信等传统美德，有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优化提升；儒学还重视心性修养，无论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怡然自得，还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意志磨砺，都能为当今社会的精神塑造提供有益支持。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化共产党’批判——基于建党以来‘儒化’思潮的意识形态审思”；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儒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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